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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3050.com发布时间：2026-01-05 11:01:21 点击量：
2025年12月16日，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金标委）2025年工作会议暨第五届金标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。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，金标委主任委员邹澜出席会议并讲话，全面总结“十四五”时期金融标准化工作成效，分析当前形势，提出新阶段金融标准化工作思路。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支撑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底线，认真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金融标准化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，推动标准化与金融业深度融合，各项工作全方位跃升，为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标准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一是标准规模取得历史性突破。政府颁布标准的基础引领作用不断强化，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爆发式增长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金融领域发布国家标准63项，较“十三五”时期增长6倍；发布行业标准175项，增长36%；公开团体标准502项，增幅超16倍；公开企业标准6614项，增长超2倍。多元协同、优势互补的金融标准供给格局基本形成。二是标准体系实现全域优化。金融领域发布首项强制性国家标准《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》，筑牢金融安全关键防线。紧扣国家战略部署与行业发展需求，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数字金融、网络和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标准提质增效，构建多层次、广覆盖、高适配的现代金融标准体系。三是标准管理迈向精细化。《金融行业标准制修订指引》印发实施，金融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再上新台阶；金融标准体系分类框架持续完善，标准检索效率与统计分析能力显著提升；老旧标准更新升级提速，累计开展200余项标准复审，推进62项标准修订或废止工作，持续保障标准先进性与适用性。
一是标准实施工作机制更加健全。中国人民银行印发《关于加强金融领域标准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，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标准化治理体系，强化标准全生命周期实施导向，创新行业标准先行先试工作机制，明确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标达标路径，构建全方位标准实施保障体系，行业标准应用水平大幅提升。二是标准赋能行业发展更加有力。无障碍适老化服务、生僻字处理、网点服务等标准落地，让金融服务更具广度和温度；绿色金融术语、环境权益融资工具、碳金融产品等标准精准对接“双碳”目标，助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；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应用标准引领金融科技守正创新，驱动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；金融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信创等标准协同发力，多维度守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。三是标准实施评估与监督更加高效。强化重点标准实施效果评价，金融领域有4项标准实施评估案例获评2025年国家范例并全国推广；完善“标准研制—实施评估—反馈优化”闭环管理，推动标准持续改进与更新升级；强化标准实施公开监督，全国490家商业银行通过官方网站、移动APP等便民渠道公开产品和服务所执行的标准近4800项（次），有力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，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向高标准升级。
一是组织架构持续优化。圆满完成第五届金标委以及第四届证券分委会、保险分委会换届，来自各类金融机构、金融基础设施、金融科技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、外资机构的委员专家队伍不断壮大，权责清晰、高效协同的组织机制更加健全。二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备。对标国家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持续完善金标委章程、组织管理、工作流程等20余项制度文件，为金标委规范高效履职提供坚实制度保障。三是宣传研究双向发力。常态化开展“金融标准为民利企”主题活动，深化标准化价值认同，凝聚“以标准促规范、以标准提效能、以标准强发展”的行业共识；聚焦重点领域组织100余项课题研究，形成系列成果，为深化金融标准化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理论支撑。
一是国际标准制定从“跟跑并跑”到“部分领跑”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金融服务技术委员会（ISO/TC68）框架下，到“十四五”末期，我国有143名专家加入43个TC68国际标准工作组，较“十三五”末期增长38%；我国专家累计参与编制金融国际标准165项，较“十三五”末期增长88%；主笔制定并发布的金融国际标准由“十三五”末期的2项增长到9项，占TC68已发布标准的11%，为金融国际标准研制作出建设性贡献。二是国际标准治理从“参与”向“赋能”转变。我国累计有33人次担任国际标准工作组召集人、秘书、项目负责人等职务，较“十三五”末期翻一番，在协调各国意见、引领标准趋势、输出中国经验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；积极履行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职责，承担全球法人识别编码体系监管委员会副主席单位和联合秘书处，我国持码机构数量较“十三五”末期增长7万家。三是双向开放迈出关键步伐。编制发布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的10个语种版本，实现金融国家标准外文版零的突破；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共完成26项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转化，较“十三五”时期增长超5倍，国内国际标准体系更加兼容协调；与越南、老挝、缅甸、哈萨克斯坦等17个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开展标准化交流，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标准制定，促进区域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联互通。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。当前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入推进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，金融标准化面临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，必须审时度势、精准研判、主动作为。
习强调，标准决定质量，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，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。在国家战略牵引、全球竞争升级和行业需求扩容的多重驱动下，金融标准化迎来关键发展窗口期。
一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为标准化工作提供根本遵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将标准化工作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。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明确提出，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，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，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、引领性作用。《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指出，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。国务院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强调，强化标准引领保障作用，以标准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明确政策方向、充足资源保障和良好实施环境，我们要深刻领会、坚决贯彻，确保金融标准化工作与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。
二是标准价值跃升，逐步成为国际合作的战略性创新资源。在全球化与数字化、智能化浪潮下，标准的内涵已从确保产品互换性的“技术尺度”，演变为决定产业生态主导权的“战略武器”。标准是创新驱动的“加速器”，既有效避免创新资源的分散浪费与重复投入，让科研力量聚焦于核心突破与价值创造，又能降低适配成本、缩短落地周期，加速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、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协同。标准是风险防控的“安全门”，为日益复杂的金融网络设置操作风险、模型风险、数据风险的防护边界，从源头压缩风险滋生空间、阻断风险传导路径。标准是国际合作的“通行码”，当今国际合作的核心是规则，掌握标准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全球价值链的分配权，特别是在数字金融领域，对标准制定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到未来全球金融格局走向。
三是金融标准需求扩容，高质量发展催生标准升级。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、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，与时俱进的标准体系是支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。科技金融需要标准支持精准识别服务对象、评估科技价值、强化风险管控，释放科技创新活力；绿色金融需要标准界定绿色项目、规范碳核算方法、明确信息披露要求，支撑绿色市场有序发展；普惠金融需要标准打破信息壁垒、降低服务成本、强化考核评估，引导金融资源下沉服务重心；养老金融需要标准规范产品服务设计、强化资金监管，匹配老年人多元化需求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；数字金融需要标准引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，加速技术应用、促进数据流通、保障创新合规，实现数字金融创新有序、安全可控。
机遇稍纵即逝，挑战更为严峻。我们要抓住重大历史机遇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当前金融标准化工作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与瓶颈集中表现在速度、结构、效能、国际四个方面。
一是标准制修订的“慢脚步”，跟不上技术革新、业务转型的“快节奏”。当前标准平均研制周期超出行业需要，难以适配金融科技、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快速创新需求，部分领域甚至出现“标准出台即滞后”的现象。主要在于三重制约：复合型人才匮乏，既精通标准规则又掌握金融业务与技术的人才储备不足；流程有待优化，前期调研、意见征集等环节推进效率不高；标准起草单位人员缺乏组织保障，金融机构资源投入不足。
二是标准建设存在逐“易”避“难”的现象。基础共性标准和前沿领域标准供给短板凸显。在科技金融知识产权评估、养老金融服务规范、数据确权规则界定、算法伦理边界划分等复杂领域，标准研制因技术难度大、协调成本高等制约而鲜有人问津，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标准体系难以全面支撑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落地，无法有效覆盖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。
三是标准“重制定、轻实施”问题仍然存在。部分标准实施效果不理想，源于多重因素叠加：或是标准质量参差不齐，缺乏实操性和针对性；或是宣传推广不足，机构与从业人员对标准内容掌握不充分；或是意识观念淡薄，部分机构将标准化视为“合规成本”而非“发展投入”，尚未形成“用标准促规范、用标准提质量”的战略思维和行动自觉；或是配套措施匮乏，缺少行之有效的标准实施激励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，导致标准“落地难、落地差”。
四是标准国际化面临“内部适配滞后”与“外部格局受限”双重制约。一方面，我国金融标准的国际适配度与金融开放水平不匹配。随着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深化，外资金融机构加速涌入、跨境金融业务规模扩大，对我国金融标准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适配提出更高要求，而目前国内标准无法完全与国际接轨，增加了跨境业务合规成本与操作风险。另一方面，我国金融标准“走出去”尚难突破国际标准既有格局制约。部分发达国家构建“标准联盟”形成封闭体系，在跨境支付、人工智能、数字货币等关键领域设置规则壁垒与技术门槛。我国金融标准的国际互认面临诸多障碍，不仅制约金融机构拓展海外市场，也影响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。
总体来看，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标准化的挑战既涉及技术层面的标准适配性问题，也涵盖机制层面的协同与落地难题，更关联国际维度的话语权博弈。这些挑战相互交织、层层递进，唯有通过系统性升级标准供给体系、创新管理机制、强化国际协同，才能实现破局突围，更好支撑金融强国建设。
新征程上，金融业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在全面总结《金融标准化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，面向“十五五”科学谋篇布局，推动金融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将党的主张和决策部署转化为金融标准化的具体行动指南。发挥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，将金融标准化纳入金融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，紧扣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、服务实体经济、风险防控、高水平开放等党中央明确的核心任务，健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，确保金融标准建设与党的战略安排同方向、同部署、同落实，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、制度优势转化为做好金融标准化工作的坚实保障。
为人民谋利益、为人民谋幸福，是金融标准化工作的根本宗旨。一方面，聚焦民生关切，重点推进普惠金融流程再造、养老金融产品服务提质、金融信息保护技术升级、资产资金安全防护等标准的研制，在与人民财产、国家金融安全密切相关的关键领域探索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，让标准成为提升群众获得感的“暖心剂”、守护群众利益的“防火墙”。另一方面，强化标准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，广泛吸纳金融消费者代表、中小机构等多元主体意见，确保技术指标公正客观，确保标准始终代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。
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标准支撑，新阶段要推动标准供给从“粗放扩张”向“精准滴灌”转型。一是把好标准需求、试点两个关口，打造精品增量。加强标准需求质量管理，多渠道广泛收集金融标准需求和建议，筛选出行业价值大、可行性高、紧迫性强、协调性好的标准重点推动研制。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、数据要素双轮驱动，以及货币政策、金融市场等核心业务领域，加快相关标准布局。完善标准试点机制，强化一线业务、技术人员试用，确保标准“接地气、能落地、真管用”。二是建立“动态复审—分类迭代—低效清退”的长效机制，持续优化存量。不定期对现有金融标准开展系统性评估，针对技术、业务、管理等不同类型标准探索差异化升级路径，对于修订内容较少、涉及范围有限的标准修订，适当简化流程，提高更新效率，避免“僵尸标准”占用资源。
以机制创新破解发展瓶颈，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标准化管理体系。一是设置绿色通道。坚持急用先行，对于金融风险防控、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等领域的重要标准压缩研制周期，快速响应重大风险防控需求。二是加强实施与评估。将标准化方法贯穿生产经营不同阶段，切实发挥标准“守底线”“聚主线”“拉高线”作用。稳妥用好检验检测、认证认可等手段推动标准实施。三是升级标准人才。打造“业务+技术+标准”的融合型标准化队伍，更好适应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时代业务流程优化、技术敏捷迭代需要。四是强化技术赋能。探索“人工智能+标准”应用，通过智能检索、合规校验、辅助编写等手段降低标准研制门槛，提升标准建设效率。五是注重宣传实效。研究标准实施效果量化评估方法，讲好标准赋能故事，让金融标准效能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让“标准好用、用好标准”深入人心，增强金融机构做标准、用标准的主动性。
构建“政府引导、机构主导、协同共治”的工作格局，进一步释放多元主体的标准化活力。一是做好统筹规划。坚持开门问策、集思广益，科学制定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标准化发展规划，引导资源投向基础共性、重大创新标准领域，聚焦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促进金融标准体系全面发展。二是加强团体标准管理。组织金融行业协会开展团标自评，建立“自我声明+随机抽查+信用约束”的监督模式，对夸大宣传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标准主体实施惩戒，促进团体标准优胜劣汰。三是鼓励市场先行先试。充分发挥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反应迅速、机制灵活的优势，在前沿领域大胆创新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、敏捷迭代优化，为国家和行业标准探索经验。四是促进成果向上转化。完善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升级机制，及时将经实践检验的优秀团标、企标向国标、行标转化，形成“基层创新—成果转化—体系升级”的良性循环。
深化金融标准“走出去”“引进来”双向赋能。深入参与数字货币、人工智能金融应用、绿色金融等前沿领域国际标准研制，争取核心议题主导权和主笔权，增强应对国际竞争的新本领新优势。完善国际先进标准转化适配机制，精准引进优质国际标准，结合我国实际优化后推广应用，助力降低金融市场开放成本。深化与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及区域金融组织的标准合作，推动重点领域标准互认，以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撑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。■
